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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筮法成为传世的《周易》经典权威筮法。而对那些超越卜筮、仍倾心开掘《易》的思想义理以构建理学体系及其他体系的人，以莫大冲击，他们或批评朱子，或失去开掘信心。

他的《周易》诠释视域及由此所开显的《周易》观，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欧阳修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谓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变而七、八无为。同时也使那些不能全面了解他所开示的《易》之底蕴的人错会其意，令部分学者不再深层诠释《易》之高度哲学性天人之学，令一些人专究《易》的卜筮之用，而掏空了其深厚蕴涵。十六符的阴阳之上，各分别加以阴阳，即成五画之三十二符。于是就有了朱子卜筮视域下的《易》。

后者渐渐为主流士人所鄙薄，乃至人们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识见，即将《易》视为卜筮之书，乃是对这部经典的亵渎，是对创作这部经典的圣人的不敬。三百八十四爻，又做三百八十四人身上小底事看。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絜之。

其回枉柔靡者，尚滑其自然之性，而无以全其纯固之天。他认为船山先生留下的著述与一生的历程，恰恰就是孔孟仁礼精神的体现，即所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但从近代湖湘士人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过程来说，近代湖湘士人则是塑造、建构船山人格精神的主体，而且，这个互为主体、相互影响的过程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同样郭嵩焘在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时，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仿效王船山，他和王船山的精神气质表现出十分鲜明的同质性。

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另外，他提出的血诚也体现出中原儒家文化与南方楚蛮文化的融合，即是将儒家的诚德与南蛮的血性二者紧密结合。

所以，考察后人对船山人格的解读，一方面能够理解船山人格精神内涵的历史演进，另一方面又能够深入把握船山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建构的影响力。[5]另一方面，圣贤又具有刚强血性的气质，认为豪侠之质，可与入圣人之道者。他认为船山先生就是秉刚直之性。其实，这正体现了他们的精神气质是中原儒家文化与南方楚蛮气质的统一。

躬涉乱离，易简以知险阻，通德达情，既诚以明。他理解的船山人格是： 先生生明之季，下逮国朝，抗节不仕。曾国藩、郭嵩焘等对船山人格精神的诠释，一方面是对屈原、船山一脉精神气质内涵的挖掘与肯定，另一方面又是对这种精神气质内涵的学习与汲收。王船山的学术与人格引起士林的普遍关注，其人格精神引起湖湘士人的敬仰与仿效，主要是在嘉庆、道光以后，特别是经湘军首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大力推崇之后。

一个是既诚以明、纪纲秩然的道德理性，这两个层面不可分割地融合在船山的精神气质中。船山是屈原人格精神的诠释者，其精神气质深受屈原影响，而船山的人格精神又得到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人的诠释，故而又影响、塑造了这些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

[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注意到精神气质的内在统一，他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人才选拔都是特别强调要将二者结合起来。是以一生于船山最为倾心，非徒桑梓之恭而已矣。

郭嵩焘还借用王船山先生的性气、习气的观念强调二者的结合。[7]【清】曾国藩：《家书二·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1010页。[2]《陈仲鸾同年之父母七十寿序》，《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555页。郭嵩焘也十分推崇船山先生的人格精神，他创建船山祠于城南书院，多次上奏朝廷请求将船山供祀于文庙，他的理由亦首先是船山先生的人格精神。他说：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他在为《船山遗书》作序时，首先强调船山思想及其人格精神是以孔孟仁道为内核的。

曾国藩个人的精神气质就完全具有他所诠释的船山人格精神的特点，他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圣贤，一方面具有道德理性的精神，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注释： [1]《船山遗书序》，《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19页。

船山先生关于人的精神气质方面曾提出一个重要观念，即要注意分别性气与习气，所谓性气就是将道德理性的性与生理气质的气结合起来，而习气则是不受道德理性制约的习俗气质。[3]《船山祠碑记》，《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584页。

[4]《郭嵩焘日记》，《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598页。可见，船山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相互主体性的过程。

这一点亦被许多后学所认同，如曾经受学于郭嵩焘的易翰鼎在《书船山遗书后》中说道：因仰见船山气质刚毅，勇于造道，精思力践，历劫不磨。[5]【清】曾国藩：《诗文·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165页。[8]可见，由于郭嵩焘对船山倾心，故而他们的忠诚、造道方面的道德理性与刚毅、沉雄的个性气质两方面结合形成了一种同构，即郭嵩焘与船山的同趣。船山人格精神的历史影响，正是通过后世的湖湘士人对船山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发挥影响作用

他强调：既已身任天下，则死之与败，非意外之凶危。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

生之与成，抑固然之筹画。一旦他们身处破国亡家的严重社会挫折与人生境遇时，他们精神气质中十分类似的任性孤行、顽强不屈特质就凸显出来，成为一种精神气质同构的奇特现象。

生死死生，成败败成，流转于时势，而皆有量以受之。所以，后世的湖湘士人通过考察他的人生轨迹、阅读他的诗文著述，逐步接受到他的文化影响。

王船山有着与屈原同构的精神气质，首先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人格原型的先天条件。败而知有可成，则成而抑思其且可以败。[9]王船山人格精神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理性与气质血性，其实这正是中原儒家文化与南方楚蛮文化的融合。但另一方面，王船山又是一位出生、成长于湖湘之地的楚蛮狂士，潇湘、荆蛮之地的乡风民习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性格气质的形成。

其次，王船山之所以与屈原有着同构的精神气质，还与王船山通过对屈原作品的深刻理解、文化诠释等后天的文化影响有关。因此，一段时期内，船山先生开始以乡贤为湖湘士林所关注。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上承屈原，下启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毛泽东。探讨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必须重视湖南地区的乡贤典范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形成的影响。

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王船山 。[5]王船山提出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其实也就是说，只有具有了豪杰精神的人才能成为圣贤，没有豪杰精神的人是不能称为圣贤的，豪杰能够卓然兴起，具有非凡的气慨和独立的人格，能够以天下为己任，救人道于乱世。